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从新时代的历史高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作出了精辟论述,形成了着眼于21世纪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崭新内涵。

  时代是思想之母。能否精准把握和科学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必然的联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能否继续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等涉及时代的术语。历史发展到21世纪,时代的变化以及中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早已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那么,作为时代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是不是过时了?习很重视用大历史观来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他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时代,是基于唯物史观,以经济社会形态作为划分标准的“大时代”概念,体现了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时代本质,比如“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在一个“大时代”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时代主题和主要矛盾有几率发生变化,因此又能划分出若干个“小时代”,体现了具有相对趋变性的时代特征,例如,列宁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把20世纪下半叶之后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从大历史的视野来审视当下,人类社会仍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社会在发展,时代主题在转换,要全面精准把握当今时代,既需要考察“大时代”的时代本质,又需要考察“小时代”的时代特征,同时用“大时代”的视野去理解“小时代”。

  (一)我们今天所处的“大时代”没有变,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判定的历史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又不可避免地孕育着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因素。《宣言》指出:我们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同时“在旧社会内部已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他再次精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制度现实的伟大飞跃,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替的开始”。从此,人类社会郑重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过渡”意味着存在两种生产方式、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二者并存竞争,但总趋势是走向社会主义。虽然社会主义在20世纪后期遭遇重大曲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都说明时代性质和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的新趋势并没改变,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二)只要“大时代”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它仍然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思想武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认识活动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为改造世界提供理论指导。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够有效地改造世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由来已久,但空想社会主义没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和改造现实的社会力量,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生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观察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望远镜”和思想镜子,统摄各个“小时代”,不因“小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失去其科学真理性。正如习指出的:“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三)回答和解决时代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和新挑战,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理论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小时代”是以蒸汽动力技术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时期,我们今天所处的“小时代”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高度评价工业革命的历史性影响:“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增长的境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充分肯定科学技术进步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进入“新时代”,科学技术带来了“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同时他们又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一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资本主义在创造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同时,自身又产生着劳动异化、贫困、道德堕落、生态破坏、战争等。

  历史发展到21世纪,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孕育成长,物质财富不间断地积累,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顶配水平。同时,人类社会也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比如经济危机、贫困、失业、收入差距、地区冲突等依然存在,还有诸如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待解决。可以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曾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习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引用狄更斯的这句名言,并指出:“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继续解决工业化时期业已产生的问题并回应21世纪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为咱们提供科学方法和总体思路。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能不断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提出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用过“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这一概念,将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是中国的一大理论创新。2007年党的报告正式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提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其表述为“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或强调如何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问题。2013年,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018年,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概括起来,习对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把握和理解,从内容上分为有机统一的三个层面。

  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是判定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中国早期的一些领导人已认识到社会主义有一定要坚持的根本原则,如一大代表李达提出,“中国现实社会状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这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说法,但没有具体展开,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没形成一致的观点。

  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需要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理论中寻找答案。社会主义因资本主义而诞生,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替代性方案,科学社会主义则是符合规律的、合理的、正确的方案。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从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趋势、一般特征等方面所作的科学预测和设想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差别最重要的包含:其一,从生产的根本目的来看,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其二,从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分配原则来看,社会主义要求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其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其四,从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其五,从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来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要实现向消灭阶级、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的过渡;等等。这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主要方面,这些根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深深根植于现实之中。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过程中,要注意正确认识和处理原则的一般性和具体实际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用历史的、联系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揭示的是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主要是理论上的,至于科学社会主义如何在世界各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付诸实践,这是需要后人依据现实条件来探索和回答的课题,但他们对具体实践中应秉持的方法论是十分明确的。

  列宁对此有一个精辟的总结:“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一定要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复杂情况包括两种:一种是静态的情况,比如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每一个国家在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时面临着不同的条件和问题;另一种是动态的情况,比如资本主义本身就会发展变化,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必须适应这种发展变化,尤其是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常用“世情国情党情”来描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情况,习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要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都是在正确把握复杂情况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中国的话语体系一般这样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表述反映了事物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规律,也说明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地解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解构式的理解是国内外有些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的根源,这些说法否定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成分”不足,或者说“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以外的东西。习从三个角度回应了这些质疑。

  一是从历史和现实角度阐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一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外敌欺凌与入侵、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困局,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并尝试了各种主义和思潮,包括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但是都没有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最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并回击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

  二是提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方法。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提出来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特征。但基本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体现出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习强调,在当前发展阶段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习澄清了一个理论问题:在中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非意味着简单地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具体构想改造中国,而是要用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和历史条件的,同时又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精神的具体内容来改造中国。习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三是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国内外的一些舆论中,往往把“中国特色”解释为“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根源在于他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仍然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怎样理解“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本质内涵是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特色”的核心要义不是“与众不同”或“标新立异”,而是“适合中国”,例如有利于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方针和政策等要素。这些要素之所以能被称为“特色”,是因为它们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符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它们不是“非社会主义”的东西。习曾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领导,这就是中国特色”等观点,从中能够清楚地看出,在习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解中,“中国特色”指代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

  以上三个层次的观点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态度,其中最核心的是方法论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体系中,分析未来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居于最高层次,高于对社会主义特征的分析预测。他们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习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和“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在方法论上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完全一致。从国际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准确把握和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辩证处理好“不能丢”与“丰富和发展”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命运。例如,德国社会的党内修正主义丢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苏联形成的一整套高度集中和僵化低效的体制违背了人民利益,南斯拉夫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权等,造成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最终失败。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要继续蓬勃发展,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处理好原则性与策略性的关系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一论断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维度,深刻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及其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辩证统一规律。现实性和可能性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揭示事物发展过程中某种潜在的发展趋势是如何转变为实现了的东西。习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的判断,是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体现。他指出:“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的强大生机活力,首先是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之上的。现实是指一切有内在根据的、合乎必然的存在,事物的这一特性叫做现实性,是已经产生和存在的东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获得不断发展的现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结经验和吸取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顶住了巨大压力和挑战,坚守和捍卫了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历史终结论”“多米诺骨牌效应”等时兴理论和新潮观念兴起,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走向苏东国家的结局,唱衰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今30年过去了,中国成功地在世界上举稳了社会主义旗帜,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继续存在和向前发展具有了最基本的现实性。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时代来临之际,提出要抓住机遇,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发生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十余年,为中国度过这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危机创造了条件。在自主探索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一系列弊端,例如,不尊重经济规律,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困境进行体制调整时偏离正确方向;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使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等等。在总结和吸取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这些理论创新再次为科学社会主义继续扎根中国并蒸蒸日上提供了现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事实的存在”坚守和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习指出:“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仍然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功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深远影响,同时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上。从理论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崭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科学体系,统筹推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社会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极大增强,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新生机。从实践层面看,依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主要的现实基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实现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出的“中国奇迹”为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注入强大生命力,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各方面成就重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中国贡献。正如习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持续保持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还存在着可能性。可能性是与现实性相对应的范畴,反映事物发展的潜在特点和各种前途的趋势。可能的东西在当前是不存在的,但它在将来可能出现,它往往作为一种萌芽或因素存在于现实之中。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可能性有两层含义。

  第一,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要能够回答和解决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人民意愿、时代要求,这些词反映出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势的要素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如果在认识上不能实现“两个逻辑”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上不能切实反映人民意愿、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就不能转变为现实性。习指出:“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

  第二,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还要回答和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当前,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持续凸显,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能不能回答和解决这些挑战与问题,属于可能性范畴。习在2019年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着“四大赤字”的挑战,即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列举了一系列世界和人类面临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网络安全、逆全球化思潮、国际竞争摩擦、全球收入不平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面对“四大赤字”的挑战,中国相应地提出了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四大理念”的破解之道。中国方案能否得到广泛认同并付诸实践,仍处于可能性状态,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方案体系、不断提高认识的水平、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从而推动新的实践。

  在现实性的基础上,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包括现实的可能性、非现实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

  第一,现实的可能性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趋向,并在现阶段已经具备或者可以创造出必要条件使之实现的可能性。例如,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属于现实的可能性,需要经过人民群众的主观努力来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习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这一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第二,非现实的可能性指事物发展的总趋向符合一般规律,但现阶段不具备或经过人的主观能力仍不能创造出必要的条件使它转化为现实,只有在以后才能实现的可能性。比如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现阶段“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那是不切实际的”。非现实的可能性并非具有不可能性,咱们不可以因为不是马上能轻松实现的目标,就丧失的理想信念。相反,坚定远大的理想信念对当前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习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的信念,是人的政治灵魂,是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一个逻辑吗?”“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全党理想信念坚定,党就拥有无比强大力量;全党理想信念淡薄,党就会成为乌合之众,风一吹就散。”他说:“一些人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即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源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如果我们放弃了理想和信仰,就会导向功利主义、实用主义,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抽象的可能性指利用抽象的形式进行论证,只要找到一个理由就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抽象的可能性是没办法实现的,会给具体实践带来极大的危害。比如空想社会主义某一些程度上就属于抽象的可能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局限是唯心史观。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习说:“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

  现在我们还处于21世纪的早期阶段,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存在可能会发生量的甚至质的变化,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变化着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否则社会主义就会沦为乌托邦,退回到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前的发展水平。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须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抓住时代主题,充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客观实际出发,确立新理论、提出新纲领、明确新目标、制定新战略,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稳步向前发展。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慢慢的变成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历史命运。习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中国人必须把这篇大文章继续写下去,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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