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6年来，北京不断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结出累累硕果，让科技生产力释放出超级活力。
从“全国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再到“国际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北京科创中心的战略定位在不断升级。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科技基础极为薄弱。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逐渐形成中央计划管理的科技体制，并取得了“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
时间来到1978 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思想。（1978年3月22日《北京日报》1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线版
这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为了破解“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一些地区率先启动科研机构试点改革。
研究院所历来是国家科技领域的核心，改革的突破口自然也在它们身上。从1984年起，全市50家从事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科研单位逐步试行有偿合同制。改革以前，科研单位的任务靠上级下达，经费靠上级拨给，成果靠上级推广。改革之后，研究所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科研单位需要对外承担经济责任，通过签订有偿合同来承担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任务。其中，北京化工研究院试行有偿合同制后，科研课题数比1983年增加29.6%，完成科研成果、新产品鉴定数增加62%，总收入增加3.9倍。
据北京市20个改革试点研究所的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1983年比1982年的科研成果增加42%，成果推广率增加21%。比如，航天工业部北京控制与电子技术研究所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广泛转让技术，与8个省市的12个地市成功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许多研究所反映，改革让有能力、积极肯干的职工感到更有奔头了，有些之前劲头不足的同志也振作起来，现在是干一想二看三，否则技术没有储备，就会失去竞争力。（1984年10月14日《北京日报》4版，《我国科研体制改革出现新气象》）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亟待深入。1985年3月13日，《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明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标志着我们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
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成立于1977年，主要负责食品及饲料中营养资源的开发与评价。过去，科研人员吃“大锅饭”，关起门来搞科研，只重视课题的学术价值，不重视经济价值；只重视成果能否通过鉴定，不重视推广应用。1982年、1983年两年，该所对外仅转让了1项技术成果。自1984年开始试行有偿合同制后，大家开始从生产中找课题。助理研究员汪锦邦依据市场上蜂蜜和茶叶一度滞销的情况，组织本课题组研制出新型饮料蜜茶，很快与十几家乡镇企业签订了转让合同，研究所因此获得转让费15万元。全所一年转让成果21项，获技术转让费35万元，比1983年增加了2倍多。（1985年5月6日《北京日报》1版，《顾头不顾尾 二年转让一项技术成果 顾头又顾尾 一年转让成果二十一项》）
科研单位研究、经营两手抓，才能让科技成果尽快变成直接生产力，而不是成为“样品、礼品、展品”。1985年5月，本市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对下一步首都科技体制改革做出了具体部署，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开拓技术市场，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1985年5月13日《北京日报》1版，《立足首都建设需要 搞好科技体制改革》）
过去，人们很难想象，有一天技术成果也能成为商品进入流通和交换领域。直到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在京开幕，人们才直观感受到何为“南桃北李引来千家客，东蜂西蝶采走百花浆”。
1985年5月，15000多项技术成果汇聚北京展览馆，经济效益显著又能解决企业难题的技术成果比比皆是。
清华大学设计的“换热网络优化综合”方案，在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炼油厂和山东齐鲁石化公司炼油厂推广应用后，综合热效率分别提高24%，年节省燃油达2.8万吨，一年增收200多万元；北京农学院的“马铃薯、甘薯深加工抗褐变技术”让一位从吉林省通化地区来的参会者兴奋不已，有了这项技术，就能防止鲜薯在加工成薯干的过程中因严重褐变而腐烂变质，“通化地区几十万斤马铃薯有救了”。
还有许多参会者带着技术难题进京招标，而首都众多科学技术人员也为企业的技术进步踊跃投标。北京展览馆负责人感叹，招标项目多、投标者多，说明科研、生产单位都在为经济振兴奔波出力，这是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新气象。（1985年5月19日《北京日报》2版，《为经济腾飞插上翅膀》）
北京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于1988年在中关村获批建立。
在新的运行机制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把掌握科技才能的科学技术人员从大院大所里活化出来；把知识物化为高新技术产品和装备。截至1993年，200余家国有企业纷纷与中关村“联姻”，开发出200多项新技术产品。其中，首钢与大恒公司合作采用激光新技术，使轧制的钢板毛化，提高钢板喷漆的附着力，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1993年5月31日《北京日报》1版，《一条街辐射“国家队”》）
1995年5月6日，《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颁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消息：实行“科教兴国”重大战略，并且将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199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3版，《科教兴国》）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泉。这一时期的科技体制改革，意在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自1999年7月1日起，被称为产业科研“国家队”的242个原国家行业部门所属科研院所的12.2万职工、150多亿元国有资产实行转制，翻开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时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表示，这次转制是在体制上做根本转变，要求科研机构直接由事业单位转变为科技型企业，从而真正的完成科技与市场经济的接轨。（1999年10月11日《北京日报》6版，《242家科研院所大改制》）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的谭工程师虽已年过半百，但非常认可新的体制，他指着办公桌上厚厚的一打设计的具体方案和图纸告诉本报记者，“关键是要把这些技术变成钱……让我们的成果得到社会的承认。”从吃“皇粮”到为企业创造效益，按劳取酬，谭工程师感觉自己的价值更大了，“真的走进市场才发现，很多的项目到变成产品就差一个环节，只是过去没注意到。”（1999年10月11日《北京日报》6版，《观念“学究”当下海 效益必回报》）
到2002年时，北京已拥有上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京设立研发中心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超过50家，华为、大唐、中兴、海尔等87家国内有名的公司也先后设立了103家研发机构。这一生机勃勃的局面，标志着首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已初具规模。（2002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1版，《首都区域创新体系初具规模跨国公司研发机构逾五十家》）
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是全方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国家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突破口。2006年，北京自主集成电路关键装备取得重大突破——100纳米等离子刻蚀机和大倾角离子注入机项目通过科技部验收，打破了8英寸以上集成电路核心设备全部被外国企业垄断的局面。担任这一重点项目的7家单位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两家北京企业：北京北方微电子公司、北京中科信公司。
在2007年举办的全国科技奖励工作大会上，北京共有85项成果获奖，占全国三分之一，连续第四年位居榜首。
（2007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科学技术创新助力首都经济建设》）
2014年初春，习视察北京，科学技术创新中心被明确为首都核心功能之一。当年6月，本市审议通过“京科九条”——《快速推进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若干意见（试行）》，意在全面盘活人、财、物，最大限度激发科学技术创新的活力。比如，科研机构可以自主设置科研岗位，可以年薪制聘任高层次人才；科研经费可用于产业化，成果转化70%收益可用于奖励；鼓励科研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孵化服务等。（2014年6月24日《北京日报》4版，《“京科九条”力促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中央明确支持北京等地建设国际科学技术创新中心。
